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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视角下《史记》跨文化交流的双重价值

类型:历史论文 时间:2017年5月9日

p>在中国历史典籍浩中,《史记》如一颗瑰宝,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个性和民族身份感。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史记》不仅仅是一部记载史实的史书,而且内蕴极为丰富,梁启超称之为“超史的目的”

[1]34。

《史记》不仅是一部叙述中国 3000 年史事的通史,而且也是一部世界史。当时,中国与外国的交往远到南亚、东亚、西亚一些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都被写到《史记》里了。虽然司马迁时代还没有“跨文化交流”的概念,但司马迁本人在民族史的记载中却以跨文化的视野来观察周边世界的历史,并尽其所知、对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作了尽可能的描述与思考。他不囿于“中国”一国之内,而以世界性视野来编撰中国历史,表现出开明而深广的跨文化跨民族交流的思想,显示出先进的民族统一观与平等观。司马迁以超时代的民族眼光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视角来撰写史实,而另一方面,《史记》作为跨文化的客体媒介而被全世界诸多国家与民族所瞩目。一般而言,主体是实践与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是主体实践与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是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从主体视角而言,司马迁描述了中国与许多其他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所记载的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与探讨,对我国进一步研习与加强民族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从客体视角而言,《史记》是中国史学的代表,蕴含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符码,它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客体对象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翻译与研究,体现着无尽的客体价值,对世界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记》体大思精,值得发掘和探讨的课题很多。《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研究它的文章成千上万、不可胜数,有从历史学、文学、天文学角度来进行探讨的,也有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的,但目前还没有从跨文化交流角度来研究它的世界价值。、本篇尝试着从主体与客体视角来研究《史记》、在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作用,具体探讨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双重价值。

一、《史记》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视角

气贯长虹的《史记》全面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 3000 年的历史。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专门给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以及当时与汉朝交往的国外民族立传,这在历史着作中是一个创举。[2]3《史记》开创了正史记录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先河,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资料,表现出深刻的跨民族交流意识、批判精神以及忧国忧民的民族思想。

( 一) 《史记》的跨文化民族史

在中国历史上,《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立传,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还记载了邻国的历史。《史记》对跨文化交流中的民族问题做了首次记载,独创了民族史传。司马迁的《史记》保存了民族史的重要资料。他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等少数民族史传,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司马迁不仅记载了既有“和平友好”又有“兵戎相见”的民族史,还表现出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司马迁对各民族的不同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予以客观真实的记载,丰富了古代历史上关于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史记》展现了周边民族与汉朝交往以及众民族逐渐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研究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史记》中所记录的一部分地区和民族,不在今日中国境内,如印度、朝鲜,但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3]66《史记》一书保存了大量民族史料,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同时又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依据。

在民族史传中,司马迁对《大宛列传》的处理最为引人注目,其中记叙了远至中亚的外国史事,被特别列出。《大宛列传》对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外国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记载,展现了汉民族与其他外国民族的友好交往,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像朝鲜、印度临近中国,当时大宛则是远离中国,中国与大宛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则完全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的民族活动让中国人的视野不仅扩大到了中亚、西亚和印度,甚至远达东地中海。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提到西边最远的国家是“条枝”[4]106。条枝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境内。《大宛列传》记叙了遥远国家的历史事实,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作特别说明: “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可见,司马迁“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表现了司马迁非凡的识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其行程通过北道的龟兹直达乌孙,到达了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于阂等地,并进行了一些经济、政治、外交活动。

司马迁记载张骞事迹的同时记录了大宛等西域诸国的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中国中原地区人民眼界的进一步开扩,国家、民族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大宛列传》记述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5]69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跨民族跨文化的财富。

《史记》对中国和周边各国,与中亚、西亚的跨文化交流上进行了首次记载,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司马迁对民族史实的忠实记录,为后人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中原和西域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史等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 二) 司马迁的跨文化交流思想

司马迁博学多才,拥有丰厚的史实与广阔的跨文化交流视野。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并区别国内外民族进行立传。在立传中,司马迁表现出超前的跨文化交流的思想,他的民族平等并相互融合的思想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跨文化交流的资料与处理跨文化问题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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