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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史传载文在唐代以前的变化历程

类型:历史论文 时间:2017年5月10日

p>唐前成书的七部正史中,史传载文颇为壮观,①《史记》112 篇史传载文 236 篇,载文体类30 种,《汉书》92 篇史传载文 971 篇,载文体类43 种,《三国志》65 篇史传载文 608 篇,载文体类35 种, 《后汉书》100 篇史传载文 758 篇,载文体类45 种,《宋书》70 篇史传载文 719 篇,载文体类 48 种, 《南齐书》48 篇史传载文 483 篇,载文体类 35 种, 《魏书》110 篇史传载文 1 027篇,载文体类56 种,综观唐前正史史传载文,分布广泛,体类丰富,数量众多,成为漫漫史海中别具特色的风景。对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演变轨迹进行考察,可知两汉时期成书的 《史记》 《汉书》的载文代表了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普遍化规模化的载文模式,也为后来者创造了范例,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五部正史的史传载文,继承此前 《史记》 《汉书》史传载文的传统,同时,各部史书又显示了新的变化。

一、两汉时期: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的开创与成熟

唐前正史史传载文开创并成熟于两汉时期,《史记》为开先河之作,开启并基本奠定了以后史传载文的模式,《汉书》对 《史记》史传载文进一步发扬光大,将正史史传载文推向成熟,成为后世史传载文最喜欢模仿和学习的范例。

( 一) 《史记》史传载文的开创

司马迁在 《史记》中开创了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模式。《史记》史传载文甚为普遍,所载之文,来自形形色色的人物,载文的文体、类型、篇幅、风格等,也缤纷多彩,载文的普遍化基于传人的普遍化。《史记》史传文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为主角,重心在人,相较于先秦历史散文,《史记》将史传人物的选择和书写范围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并突破了性别、民族等限制,真正从历史实际出发,《史记》中的人物,人格风韵、性格气质等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传人的普遍化为载文的普遍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史记》史传载文的系统化也是其一大创新和特点。司马迁匠心独运,本纪、世家、列传各具特色,形成 《史记》人物传记风格独特而结构稳定的体系,凸显系统化的特色。

《史记》史传载文,更多是在大的体系下,载录传中人物 ( 这里主要为传主,当然也包括非传主) 符合所属体例的功能特点的作品,比如,汉高祖刘邦本人的传记 《高祖本纪》中,载有刘邦 《大风歌》,而其 《鸿鹄歌》则不载于本纪体例,而是通过互见法见于 《留侯世家》,就是很突出的例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对体例的适应反过来又适应了 《史记》的 “互见法”。 《史记》传人的系统化也必然为载文的系统化提供前提、基础,并产生重要影响。

司马迁重视文学家、文学作品,他在 《史记》中首次为文学家立传,如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立传、也为与屈原同样遭受排挤、怀才不遇的汉初文学家贾谊立传,并载录有屈原的 《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和 《鵩鸟赋》,二人都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却都郁郁不得志,司马迁赞赏其才华,褒扬其为人,推崇其作品,对其因忠被贬的遭遇颇感不平,司马迁对这两位伟大而不幸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满含深情, “太史公曰”云: “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读《鵩 鸟 赋》,同 死 生,轻 去 就,又 爽 然 自 失矣。”[1]( p.2503)司马迁也非常重视当时的流行文学样式———汉大赋,司马相如的赋作则为汉大赋的代表作,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为西汉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卓越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立传,并载录了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赋》《哀二世赋》 《大人赋》 《封禅文》 《喻巴蜀檄》 《上书谏猎》,一篇史传文,载录作品之众,载文所占传记全文篇幅之多,令人惊叹,司马迁对文学家及其作品的重视,可见一斑。

司马迁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以及《史记》这部浪漫、雄奇的鸿篇巨制中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显示了司马迁 “文学意识的朦胧觉醒”[2]( p. 499),文学从不自觉走向前自觉,司马迁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向后又预示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史记》不但重视文学家、文学作品进而因人载文立传,而且有时甚至会因为作品的 “文辞可观”而因文立传,例如,司马迁撰写 《三王世家》的缘由正是在于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1]( p.3312),司马迁将策封三王的策书全部载录,足可见 “文辞可观”在司马迁看来何其重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三篇策文,太史公可能不会将三王列入世家了,因为 “太史公曰”中明确指出: “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1]( p.2114)又如,邹阳的传记中载录有 《狱中上梁王书》,这篇载文占去了邹阳传记的大部分篇幅,“太史公曰”中云: “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1]( p.2479)关于邹阳传记,茅坤在 《史记抄》中说: “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文辞,故采入为传。”[3]( p.334)可见太史公对邹阳 《狱中上梁王书》的重视和欣赏。

《史记》史传文载文数量多,类型丰富,风格各异,普遍化、系统化的载文,却并未造成丝毫的繁冗之感,虽大量载文,但 《史记》显得简洁、精炼、恰到好处。《史记》记载的历史时段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有三千多年,如此浩瀚、丰富的历史长河被司马迁的生花妙笔提炼、凝聚成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 《太史公书》”[1]( p. 3319)。明人何良俊将 《史记》的简洁、精练推崇到极致: “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其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4]( pp. 139 -140)。从《史记》的选材、叙事、传人、语言、行文等方面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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