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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林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文人音乐”的渊源: 兼及中世纪音乐史的性质

类型:音乐论文 时间:201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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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林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文人音乐”的渊源: 兼及中世纪音乐史的性质

上海音乐学院 伍维曦

摘要

卡洛林时代(约8世纪中叶-9世纪晚期)是欧洲中世纪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卡洛林时代的许多文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天主教仪式音乐的实践、理论与观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是欧洲音乐艺术的真正滥觞,许多典型的“中世纪”式的要素从这一时期开始,真正进入到了基督教音乐的肌体之中,并在随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缓慢发展和衍变,即便是在经历了近代与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之后,时值今日,依然依稀可辨。

本文试图从结构性史学观念的角度,去观察从查理大帝时期直至诺特克·巴布鲁斯时代,法兰克人的音乐活动的物质与心理基础,并寻觅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的“中世纪”特征,并将其中一些结构性要素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类似现象进行对比,从而更生动地理解欧洲音乐文化从源头开始就具有的某种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中所包含的巨大潜质。由此,将会展现出“中世纪音乐史”这一断代史学科不同于之后的时期的性质,以及汉语语境下的学者在探索这一学术领域时可能具备的优势与空间。通过这一研究,或许会更深入地揭示宗教仪式音乐之于西欧文明的某些本质性意义。

一.查理大帝和卡洛林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音乐文化形成的影响

从5世纪开始就饱经战乱、灾荒和文化衰退的西罗马在8世纪中叶见到了中兴的曙光,而这希望却是来自已被“蛮化”的高卢-法兰克地区。在墨洛温王朝的最后几位君王毫无作为之时,王室的“宫相”——卡洛林家族逐渐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军政大权,经过赫斯塔尔的丕平、夏尔·马泰、马泰之子丕平祖孙三代的经营,到751年,丕平终于取代末代墨洛温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在教皇的支持和法兰克贵族的拥戴下,成为法兰克国王。卡洛林王朝就此建立,并很快在查理大帝(768-814)年的手中达到了荣耀的巅峰。

对于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格局来说,查理大帝是至关重要的开创性人物。他不仅一度统一了整个法兰克地区(大致包括现今法、德两国),而且建立起了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稳固统治,在军事上遏制了穆斯林势力的进攻,也扫平了伦巴第人、阿瓦尔人、萨克森人等割据势力并将其基督教化。查理大帝以现今法国为中心,确立了一个真正中世纪意义上的拉丁西方的地理边界。当他在800年圣诞节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不仅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正统的复兴,而且也代表着皇帝-教皇二元并立的中世纪罗马帝国秩序的滥觞。

卡洛林王朝与罗马教廷紧密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后者在体制、仪式和思想上永远脱离了东罗马皇帝和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在格里高利大教皇的时代(590-604),古代帝国的因素还有大量残存(大教皇对于拜占庭皇帝在名义上是十分恭顺的),那么经过“黑暗时代”洗涤后兴起的卡洛林西方,就是中世纪真正的开始。“中世纪世界是两个早已不断彼此靠近的世界碰撞、交融的结果。在变革的过程中,罗马和蛮族的社会结构趋合了。”[1] 中世纪精神文化的三种基本成分——罗马的(以及被罗马化的希腊成分)、基督教的(被希腊化的希伯来成分,也被拉丁化了)和日耳曼的(各种部落习俗的混合物,最后演变成封建制)——在卡洛林时代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开始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体系。[2] 而就本文所关注的教士阶层的音乐活动而言,正是在卡洛林时期之后,融合了蛮族因素的拉丁圣咏最终脱离希腊语仪式的影响,并培育出了教士中的“文人音乐家”。[3] 而为蛮族封建社会所独有的游吟诗人的诗歌与音乐实践,则最终融入到了这些文人的创作之中,催生了“新艺术”时期俗语格律诗及配乐的繁荣。

在日尔曼因素与罗马基督教因素的融合过程中,礼拜仪式及音乐不啻发挥了“粘合剂”的作用。而对于新兴的知识阶层——天主教教士来说,通过仪式和音乐去震慑和诱导这些罗马文明之外的异族,对于教会的存亡和罗马帝国的延续至关重要。对于心慕华风、一心以三代正统自居的查理大帝和其继承者——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国王来说,这种礼仪音乐就像中国古代的雅乐一样,是政权合法性的标志。正如兰克所言: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向未开化的人传授宗教的教义和礼拜仪式呢?这些未开化的人又如何有能力接受具有深奥推理的教义?另外,纯宗教的文化如何能够与在战争中变得粗野的日耳曼人融合起来?

实际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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