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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儒、释、道三教融合简论文

类型:历史论文 时间:2017年10月12日

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汉魏以下的士人,做官时大谈儒家之道,而退居时则多信奉佛道,集儒释道三教为一身是中国士大夫长久以来的思想特质。纵观历史,由于对一些重要的命题(如本体论、宇宙论等)阐释,佛道两家尤其是佛教较传统儒教有着一定的优势,同时,汉唐以来,儒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章句训诂,对这些重要命题更加束手无策,种种情况直接造成了儒家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岌岌可危。为了保持儒家的独尊地位,对抗佛老,中唐以来的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儒家学术中有关本体论、宇宙论的阐释,一些学者更是将佛老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或明或暗地引入儒家思想,这最终导致了宋学特别是宋学中理学的形成。而在理学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宋初三朝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当时的部分学者做出的贡献值得注意,然而学界对这一时期三教融合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着重分析、探讨宋初三朝三教相互融合的具体情况,但愿对把握宋学形成与发展稍有裨益。一、中唐以来三教的相互渗透儒释道三教,尤其是儒佛两教的渗透融合虽然肇极于理学,然而追根溯源,其萌芽却也是发自中唐,中唐古文家中的柳宗元、刘禹锡以及李翱等人在缘佛入儒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对“性”、“命”等命题的探索直接影响了宋学的形成。中唐以来,古文学家为了重振儒学,对于人生、宇宙等数百年来儒家极少论述的问题重新提出并阐释,代表人物韩愈就做《原性》一篇探索人的“性”与“情”之间的关系,然而韩愈在对佛教的问题上是十分决绝的排斥态度,他并没有看见佛教在阐释这些方面的可贵之处,从这一点而言,韩愈的战友,古文运动的主要作家柳宗元、刘禹锡则比韩愈高明得多,他们并不盲目地排斥佛教,而是一分为二地对待佛教,攻击其缺点,肯定其优点并吸收到儒教当中。我们先看柳宗元,柳宗元自幼喜好佛教,他曾表示:“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他仕宦的生涯中,也往往与僧道往来甚密,对于昔魏晋时期道林、慧远等高僧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游的事迹表现出倾慕之情,在这一背景之下,他虽然在一些文章中如韩愈般攻击佛教,但是与韩愈的全盘否定不同,他主要攻击的是僧院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对于佛教思想的高明之处,他则表现出赞赏,并且积极地与儒家思想加以比较,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正如他在《赠僧浩初序》中所言:“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髠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他赞扬释文畅“将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做法,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追求。至于佛家与儒家合于何处,柳宗元认为,两者都以孝道为基本出发点,“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徳,归于空无”,“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且与儒合也”,儒、佛之间既然可以相合,那就不再如韩愈般形容的那样水火不容,柳宗元沟通儒佛两家的举动虽然是片段的,未成体系,然而毕竟打通了两者之间的隔膜,这使儒佛的相互渗透成为了可能。古文运动的另一领军人物刘禹锡对待佛教的态度与柳宗元的情况有几分相似,从小亲近佛教,生平多与僧人交游,也不似韩愈般如此彻底、决绝地排斥佛教。所不同的是,刘禹锡在柳宗元儒教与佛教思想相合的基础之上首次提出了“援佛”这一说法,在他看来佛教与儒教不但思想相合,在不同之处还可以相互弥补、相辅相成,他指出“素王立中区之教……慈氏起西方之教……而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徳,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刘禹锡清楚地看到儒家虽然在教化人伦、巩固社会秩序等方面十分有见地,但是在“性命”等问题上较佛教有着天然的缺陷,而“参行乎其中”,各取所长才能最终成就圣人,这无疑比柳宗元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如果说柳只是发现了儒、佛两家的相同之处的话,刘则是真切地援佛入儒,此外刘禹锡还参考佛经解悟儒家经典《中庸》,而后世的学者欲援佛入儒,却往往经由《中庸》作为接引,刘禹锡无疑做出了早期的尝试,对后来的学者无疑有着启迪的作用。柳宗元、刘禹锡虽然为儒、佛两家的相互融合做了可贵的尝试,然而他们的尝试毕竟是片段式的、缺乏整体性,行为本身的意义大于取得的成果,中唐真正系统地将佛家思想引入儒学体系,并形成了着作的学者是韩愈的学生李翱,正如漆侠所评价的那样,他的《复性书》“使儒家思想步入一个新的领域”.在李翱看来人的“性”都是善良的,平常人和圣贤有着一样的“性”,而二者的区别则在情,圣贤在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面前“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而常人则被情蒙蔽,不睹自性,因而一辈子被忧惧侵扰,惑于邪道,因此要想成圣,必须要“复性”.如何“复性”,李翱在《中庸》中找到了答案:“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复性”的根本在《中庸》中提到的“至诚”.李翱在儒与佛激烈斗争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其老师韩愈,对“性”、“命”、“情”等儒家极少关注的具有有形而上色彩的命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儒家相对于佛道在此处的劣势,为了丰富儒家“明心见性”的学说,李翱选取了较有形而上色彩的《中庸》进行阐释,而在此之前,《中庸》一篇则被学者忽视了几百年,李翱的这次尝试让《中庸》在儒学中的价值凸显了出来,宋代的学者重视探索“心性”、重视对《中庸》的阐释,都受到了李翱的启发,欧阳修就评价李翱的《复性说》为“《中庸》之义疏耳”.同时李翱以《中庸》为桥梁将佛教的心性说引入儒家对“性”、“命”的解说也对宋代理学家有着极大的启发,他表面排佛实际学佛的态度更是被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直接继承。二、北宋初年儒、佛两家的融合正如明代学者黄绾所言:“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可以说正是儒家学者对佛家思想的吸收直接造成了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形成,北宋初年虽然宋学尚未成形,一些儒者、僧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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